无悔入华夏诸侯国最强兵种全面分析(无悔入华夏诸侯咸服)
孔子不喜“巧言令色”者，但为何器重能言善辩的子贡？
巧言令色是虚假的，表面上说一些好听的话或者装出谄媚的态度，而内心并不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因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他之所以这么说与当时的社会也有很大关系。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各国开始脱离周天子的中央统治，而各自开疆拓土的时期。用孔子的话说是“礼崩乐坏”。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就想方设法的欺压、吞并，而对于比自己强的国家又要尽量装孙子。孔子认为这样是很不好的，很难做到仁义。
而子贡是一个非常有贤德的人。他不仅位列孔门七十二贤，而且是孔门十哲之一。他对孔子学说即儒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司马迁认为儒家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子贡功不可没。子贡非常有商业头脑，根据市场的行情作出的判断都十分正确，因此家累千金。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孔子，据说孔子晚年也多亏子贡照顾。带过团队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忠心耿耿而有实干、肯干、能干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子贡确实能言善辩，因为他本身就是德才兼备，意志坚定。事情都想得清楚，自然说的明白。而他都是出于真心的表达，当然就不是巧言善辩了。
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守墓6年。试问整个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对老师做到如此呢？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的意思是虚情假意的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用花言巧语去骗人，当然这样的人肯定目的不纯，否则为什么要用花言巧语还要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为什么不能直抒胸臆，把自己的目的说清楚？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肯定要遭遇可耻的失败。
孔子所反对的是这种言不由衷的态度，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很多，比如“口蜜腹剑”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唐朝的李林甫就是个巧言令色的人，对身边的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和别人说话也是十分的和气。
但是肚子里确是想着如何坑害别人，所以，有人说李林甫是“口有蜜，而腹有剑”。李林甫曾经对李适之说，华山有很多黄金，如果开采出来，可以充实国库，国家就更加富裕了。
于是李适之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立即召见李林甫，告诉他华山有黄金可以开采。李林甫立即换了一幅脸孔对唐玄宗说，华山有黄金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华山是皇家风水宝地，不能开采，一旦开采就会破坏大唐江山的风水，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向陛下报告过。
这一下搞得李适之很难堪，从此之后唐玄宗就开始疏远李适之了，而李林甫却更加得宠了。这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说出同一件事的时候用的是不同嘴脸，这已经把巧言令色发挥到极致了，靠着这样的两面派手法，李林甫竟然当了19年宰相。
孔子反对的就是这样的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制造矛盾，挑拨离间，陷害别人，所以孔子对这样的做法就三个字的评价“鲜矣仁。”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仁呢？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再看子贡，这是个口才很好的人，但是人家的口才不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子贡号称孔门十哲，孔子说子贡是瑚琏之器，也就是说子贡的才干很突出，可以担当大任。
子贡不但口才好还很善于经商，曾经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累积了财富千金，成为孔门弟子中的首富。他经商靠的是好口才，还有好的经营原则，讲诚信，童叟无欺，所以子贡成为了儒商的鼻祖，他的经商原则被后世称为“端木遗风”，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中国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于经商，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子贡的好口才还在外交上发挥作用，他曾经当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依靠自己的滔滔辩才化解了很多尖锐的矛盾，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子贡对老师孔子也很支持，用自己经商赚的钱支持老师的教学事业，子贡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后，带着南方的楷树到孔子的墓前种下，并且在孔子的墓前搭了一个草庐为孔子守孝三年，三年期满后又守三年。
这些事情都说明子贡是一个仁人君子，他的好口才是利于天下苍生的，他的口才和巧言令色是判若云泥的两种事物，所以孔子批评的是言不由衷的巧言令色，器重的是子贡这样言为心声的雄辩之才。
因为孔子不喜“巧言令色”只是表象，背后的人格缺陷才是孔子真正不喜欢的，而子贡虽然能言善辩，但并没有那种人格缺陷。
“巧言令色”大意为某人精通说话技巧，巧舌如簧，态度和颜悦色讨人欢心。孔子在《论语》中曾明确表示他和左丘明都很鄙视这种人，即“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孔子讨厌巧言令色者是因为：他认为这种人仁心很少，即“鲜矣仁”。
孔子之所以在“巧言令色”和“鲜矣仁”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因为儒家崇尚言辞质朴严谨，更提倡人们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仁爱，正所谓“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相反如果一个人把时间精力都放在钻研语言技巧上，就很可能会将仁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非身体力行，仁道长此以往变会成表里不一的假仁假义，这是孔子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与其说孔子不喜欢巧言令色者，不如说他不喜欢光说不做、言行不一的人。虽然巧言令色者可能会有“鲜矣仁”的情况，但平心而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子贡就是个例外。
曾被孔子赞誉为“琏瑚之器”的子贡，可不是孔子所崇尚的“讷于言”，相反子贡的口才好是出了名的。从他与孔子的对答、与其他弟子的相处中无不体现出他的能言善辩。
他的好口才也在他日后经商和游说诸侯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有过：“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的记载，可见其口才的出众。
子贡能说会道、工于辞令的语言特长，并没有使他成为成为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鲜矣仁”之辈。相反，子贡尊师重道、待人诚善的美德，也像他的口才一样出名，孔子死后唯有子贡为其守墓六年之久，《吕氏春秋·察微》也有关于”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的善举故事。
所以搞清楚孔子讨厌“巧言令色”者的根本原因，再拿来与子贡为人做对比，就不难理解孔子对“巧言令色”者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的态度了。
作者：高远
